即使沒有知情人士的透露，王勇平的去職，與其“在溫州事故新花蓮民宿聞發布會表現欠妥”之間的關係也是顯而易見、有目共睹的。這種大背景下，對於王勇平的“不再擔任發言人”，鐵道部相關負責人仍然諱言“免職”，強調“是正常的職務變動”，在筆者看來，實在是大可不必。一個政府新聞發言人在“發言”中，因“犯了不該犯的低級錯誤”、“表現欠妥”而被免職，這難道不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嗎，有什麼值得遮掩隱諱的？更不用說，“免職”原本也不是什麼處分形式，與“正常的職務變動”並不構成矛盾——任何“正常的職務變動”，其實都不可避免會履行“免職”這樣一個手續。
既如此，鐵路部門仍然堅持這樣做，其真實意圖或許是，想借此盡力淡化此前王勇平“表現欠妥”的嚴重性質、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對鐵路部門的不利社會影響。那麼，在這裡，如何看待認識鐵道部的這種意圖，很大程度上，其實也就是一個“如何全面看待和認識王勇平的花蓮民宿卸任去職”的問題。
對此，筆者的基本看法是，一方面，我們固然應當承認王勇平因“表現欠妥”而被免職的正當性和合理性，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識到，王勇平的被免職確實存在“委屈”乃至“替人受過”的悲劇性因素。具體來看，這種“悲劇性因素”體現在——
其一，作為鐵道部官員的王勇平，他“發言”中的犯錯、“表現欠妥”，不僅是他個人的犯花蓮民宿錯和欠妥，同時更是其所代表的鐵道部的犯錯和欠妥。應該看到，7月24日的那場由王勇平“獨挑大梁”的新聞發布會，之所以會出現不盡如人意的效果、曝出那些雷人“高鐵體”，責任不全在王勇平個人，而是鐵道部“對重大事故的應急管理和處置缺乏經驗”（盛光祖語）的一個必然反映。這誠如王勇平好友、原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此後分析指出的，“工作沒做好，發布會難成功，多有水平的發言人，也難免受傷”，“在這樣一個事件上，不應當讓王勇平本人承受這麼大的壓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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